1978年，我出生在皖北平原的一個村莊。低低垂下來的老家屋檐，像一道沉重的網，困住了我們一家三代人的日子。在這屋檐下，生活的重壓常常是不均衡的，它像一架失衡的天平一樣，總是不知不覺地傾向那個顯得更吃力、更需要扶一把的人。我童年懵懂的眼睛，最早看清的就是這份傾斜。

1989年，我到縣城讀初中，父親讓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那種傾斜的重量。老屋的屋檐漸漸留在了身后，但那傾斜的分量，卻沉積在我的記憶深處。父親酒量不好，人又太實在，別人勸酒他從不會推脫。常常飯場沒進行一半，人就醉糊涂了。醉后的父親變得話多，甚至踹翻凳子。那刺鼻的酒味讓我打心底里厭煩、恐懼。可有時，看著他醉得不省人事癱在床上，肢體僵硬，表情扭曲，我又萌生出一點自己也說不清的心疼。

比父親酒后喧鬧更沉重的，是爺爺那長久的沉默。奶奶是上世紀30年代出生的地主家的女兒，個子不高，裹著小腳，說話卻極有分量。她喊爺爺，張口就是“那個木疙瘩”、“那個傻人”。爺爺憨厚老實，說話笨，做事也不靈活，一輩子沒少吃苦吃虧。寒冬臘月，別人能歇著，他得去結冰的河邊破冰挑水。下地干活回來晚了，吃剩飯是常有的事。看著爺爺那逆來順受、連大氣都不敢喘的樣子，小小的我心里總像堵著什么。有一次鄰居奚落爺爺，我竟鼓足勇氣沖過去對著那人喊：“別吵我爺！”那會兒，我覺得爺爺就是這個家里乃至整個村里最可憐的人，想護著他一點的心，早早就有了。奶奶去世十年后，爺爺才算過上了沒人欺、沒人罵的日子。過年時我們給他做了一身新唐裝，他穿上后摸著盤扣，臉上那點局促的笑容，是他在我記憶中難得顯露的亮色。

真正在這傾斜的屋檐下，用肩膀穩住陣腳的人是我的母親。她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沒念完小學三年級，卻有著常人難及的韌性和遠見。1989年夏天，我們家在村里率先蓋起了三間亮堂的磚瓦房。那是母親用多年賣兔毛攢的錢，一毛一分壘起來的。新房蓋好后，村里人都羨慕，可母親卻讓爺爺奶奶搬了進去，我們一家仍舊住在老舊的土坯房里。鄰居們都說她傻，“哪有蓋新房給公婆住，自己住舊屋的理？”母親回答：“我就信一條，好飯先盡爹娘用，好衣先盡爹娘穿。再說了，不跟老人擠在一起，婆媳少拌嘴生氣，我還能多掙錢，再蓋新房子。”

母親對家人的好，就藏在那些細微的日常里，尤其是在吃上。春天，母親會把鴨蛋、雞蛋用鹽和草木灰腌在壇子里。端午節，她煮熟十來個咸鴨蛋，總是把最大的挑選給我和弟弟，次一點的給父親，她自己則挑選最小的或者煮開花的咸鴨蛋吃。等剝開了，還把蛋黃油最多的部分掰給我們嘗嘗，自己嚼著干巴巴的蛋白說：“咸了齁嗓子，少吃點好。”

母親看到更窮的人，多少都要幫幫。有一年家里養了鵝，鵝下蛋少，比較金貴。端午節那天早上，母親煮了4個咸鵝蛋，又配著幾個咸鴨蛋。母親照例把鵝蛋分給父親、我和弟弟，她自己只吃最小的咸鴨蛋。我們納悶母親省的這枚鵝蛋會給誰吃呢？等大家都下地干活去了，她悄悄把村東頭一位外號叫“老雁”的大娘接到廚房，把還在溫水里的鵝蛋和兩個粽子剝好，放碗里，端給大娘吃。這一切被我眼尖的弟弟發現了。當我和弟弟為母親自己舍不得吃而埋怨她時，她又是那句說了一百遍甚至一千遍的話：“我不過是多吃一口少吃一口，多吃個鵝蛋，身上就多長一塊肉嗎？我餓不著。”母親怕我們不理解，又補充一句，“你老雁大娘這兩天發燒，就應該吃些有營養的補補，馬上割小麥了，她家里的小麥，你們可有本事幫著干？！”樸素的話語里，是她將自身需求壓縮到極限，把天平另一端——家人和更困頓者的分量無限放大的本能。

大學畢業后，我落腳體制內有了份安穩的收入。弟弟一家則和父母都生活在合肥，住在同一個小區，相互照應。隨著時間流逝，父母漸漸老去。我收入穩定些，便在贍養費上多承擔一些，逢年過節，總要添置些東西寄回去，平時噓寒問暖的電話也多打一些。我總惦記著父母的吃喝冷暖，希望這些能多填補些我不常在他們身邊的缺憾。而弟弟，知道我工作在阜陽，一趟趟跑下來不容易，便默默扛起了照料父母日常起居的擔子。父母有個頭疼腦熱、發燒感冒的，他跑腿買藥、端茶送水。最讓我又暖又酸的是，弟弟電話里愛報喜不報憂，是怕我擔心。去年夏天熱得久，有次我無意聽親戚說漏嘴，才知道母親一個夏天中暑了三次，還住了幾天醫院。我一時情緒激動，拿起手機準備質問弟弟，可當電話接通時，到嘴邊的話又咽了回去。這些年，弟弟默默承受了多少生活的瑣碎與煩勞，他“不告訴”不代表“不作為”，他的內心是傾向我這個身在外地的弱者。

前些年，參與扶貧工作后，我接觸了不少貧困家庭。我包點扶貧一戶姓吳的人家，他們雖然家里負擔重，但特別有志氣，種了六七畝地的大棚菜。天不亮就鉆進大棚里忙活，臉上、手上都是泥土和汗水，但眼睛里透著想把日子過好的光。看到他們，我心里是敞亮的，滿是由衷的佩服。但我也見過另一番景象，有那么一對父子，七十多歲的父親游手好閑，兒子三十多歲了也沒個正經營生，在外面打半年工，回來打牌半年。我給他們送過新棉花被，過了一個月再去看望，新被子臟得不成樣子，拉開一看，里面竟然被老鼠做了窩，生了一窩小老鼠，又騷又臭。新買的一款品牌冰箱，用了不到半年就壞了兩次，聽說鍋碗不刷洗就往冰箱里硬塞，最后徹底報廢。看著他們懶散、麻木的樣子，我站在那兒，心里特別堵得慌。這讓我想起了童年時對爺爺那份純粹的同情。爺爺的弱，是任勞任怨卻總被欺負，是咬著牙硬扛生活的重擔；而眼前這種弱，卻像是自己放棄了挺直的力氣。這鮮明的對比，讓我重新去掂量“弱者”這個詞的分量。勤勞與懶惰，真的會在土地上刻下完全不同的印記。這也讓我對爺爺那份近乎笨拙的堅韌，有了更深一層的敬意。

歲月如流水，也充滿無常。父親五十多歲就患了帕金森病，手不受控制地抖，說話也變得結巴，記性越來越差，剛說過的話轉頭就忘了。看著他努力想抓住某個詞卻想不起來，急得臉通紅的樣子；看著他端個碗都哆哆嗦嗦，飯粒撒一身的模樣，我心里那股童年積攢的對酒的厭煩，漸漸被一種沉沉的酸楚和心疼蓋過了。他像個需要人時刻看顧的老小孩。

母親依然要強，但也老了。照顧父親不容易，365天，沒有一天是輕松的。她偶爾會跟我打電話訴苦：“你看這咋辦？你爸忘事啊！邋遢啊！”可她自己呢？還是閑不住。常常天一亮就帶著父親出門去做保潔。我勸過：“別干了，歇歇吧。吃喝住都不缺，該養老了。”他們卻很固執：“現在還能動，能干點就干點。”我和弟弟明白，掙幾個錢，讓他們覺得心里踏實，感覺自己還有用，不是完全坐著等飯吃。看著他們拖著勞累的身子回家，我們是又心疼又沒辦法。這份矛盾在心頭盤繞，情感的天平，這頭是盼著他們好好歇著享清福，那頭是看著他們因這點勞作而精神頭十足，到底該向哪端傾斜呢？是該老有所樂？還是該老有所為？隨他們吧，能自己動彈一天，他們心里就亮堂一天。

如今，老家的土坯房早已塌了，成了記憶里的影子。可老屋檐下的那些日子，那里面的人和事，卻像刻在骨頭上一樣清晰。無奈的是，父親衰老得更厲害了。帶他去鑲牙，簡直像哄孩子一樣。他茫然地坐在診療椅上，張大嘴巴，口水不自覺地往下淌。我拿起紙巾輕輕幫他擦去嘴角的濕痕，就在指尖觸到他松弛皮膚的瞬間——父親脆弱如同嬰孩的模樣，母親擔心的眼神，突然和幾十年前母親剝開咸蛋、把最好的部分分給我們的情景，還有院子里爺爺默默劈柴的背影，重重疊疊地交織在一起！那溫熱的濕意，仿佛一下子連通了時光。

老屋屋檐下的日子，從來沒有忘記，父親的酒氣，爺爺的隱忍，母親的操勞，鄰里的冷暖……它們混在一起，釀成了生活的滋味。這滋味里，后來添上了長大后的我的牽掛、弟弟的守護，和那份對父母堅持勞動的心疼與成全。那些悄悄傳遞出的溫熱——從母親碗里讓出的最大的咸蛋，到我手中擦拭口水的紙巾，從弟弟隱瞞病痛的體貼，到我們默許老人憑雙手掙錢的踏實——像一顆顆沉甸甸的石頭，壓住搖晃的生活，不讓它徹底翻倒。

老屋依舊在，一代代人，就在這屋檐下，在溝溝坎坎里，本能地把手伸向那個顯得更吃力、更需要扶一把的身影。這并非精心計算的平衡，卻是粗糲人間中，最樸素的深情，是老屋檐下無聲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