駝鈴古道絲綢路，胡馬猶聞唐漢風。絲綢之路將古代亞洲、歐洲和非洲的古文明聯(lián)結在一起，深刻影響了中華文明和人類文明的發(fā)展。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夫妻合葬墓出土石棺床，就是1000多年前絲路文化交流的重要實證。

石棺床是北朝至隋唐時期流行在北方地區(qū)的一種特殊墓葬用具。麹慶墓石棺床出土于2020年，由漢白玉和青石制成，長約2.2米、寬約1.2米、座高約0.5米。該石棺由前擋、后擋、東西側擋、床面石板及圍屏等部件組成，各部分均雕刻精美圖案。雖然貼金和彩繪脫落嚴重，但觀其形制特征與雕刻圖案，仍能感受千百年前的漢風胡韻。

石棺床前擋的雕刻為透雕和淺浮雕相結合，雕刻精美、栩栩如生的圖案呈現祆教與佛教藝術交融的特點。正面兩處壸門內各雕刻一瑞獸，兩瑞獸頭向中間，身軀肥碩，顱頂碩大，雙目圓鼓，闊口獠牙，肩部裝飾浮雕云狀翼，背部有浮雕的卷云狀鬃毛裝飾，腿部較短且粗壯，尾巴細長，從形體特征來看不同于傳統(tǒng)的中原瑞獸風格，更接近西域粟特風格。

壸門之上刻有8個神王造型伎樂人物，他們或騎馬、騎羊、騎鳳鳥，或坐蒲團，手持橫笛、胡琴、篳篥、琵琶、胡笙等樂器。伎樂神王均頭戴寶冠，兩側穗帶飄飛，頭后有頭光，頸戴項圈，雙腕和雙踝各有釧環(huán)，裸身赤足，身軀和雙臂有帔帶環(huán)繞飄飛，腰部系寬巾，坐姿隨性、表情專注，高挺的鼻梁和寬闊的雙目體現出當時胡人獨有的特征。

與前擋雕刻圖案不同，側擋和后擋的圖案主體為蓮花、流云、鳳鳥等漢文化元素。圍屏上則刻畫了墓主人出行、宴樂、聞道、撫琴等日常生活場景，配以亭臺樓閣、水榭花園等建筑。如東側屏中間一幅畫面，左側坐一老者，頭扎兩髻，面部皺紋細密，雙眼眼尾“八”字下垂，留長須，身穿褶衣寬裙，腰系帶，盤坐方墊上，腿間橫置一古琴，左手按壓，右手彈撥。右側有一女子，該女子梳發(fā)于頂，戴一頭冠，上身穿右衽廣袖長襦，下身穿裙，左臂搭膝，右臂抬起，伸出食指指向老者，似在與老者切磋琴技。這些刻畫圖案，無論人物服飾還是建筑風格，都已具有漢文化特色。

石棺床的形制特征與雕刻圖案，體現著粟特文化與漢文化的融合，隨之一同出土的還有日用瓷器、瓷俑、石俑等共270余件。其中，侍女俑面容豐腴、衣袂翩躚；胡人俑則高鼻深目、身著戎裝。這些西域風格濃厚、中原氣息鮮明的文物，體現著古絲綢之路上東西文化的廣泛交流。

從石棺床同出的墓志可知，墓主麴慶為隴西北平人，曾經在北齊的平陽王府做過參軍事，后來又升遷為王府司馬和振威將軍。麴慶夫人韓氏為昌黎夏城人，祖上曾為領民酋長（北魏時草原上的部落首領）。隴西是古絲綢之路上的交通樞紐，民族混雜、宗教繁多。麴慶能夠在中原為官，并娶韓氏為妻，當是東西文化充分交流融合的結果。

根據官職推測，麴慶的祖父很可能就是麴氏高昌國的開國君主麴嘉。高昌國位于今天的吐魯番盆地一帶，是一個以漢族為主體建立的地方政權，歷史上曾經歷闞氏、張氏、馬氏和麴氏4個不同的統(tǒng)治時期。公元6世紀初，麴嘉建立麴氏高昌政權。此后，來自中亞的粟特人不斷遷入高昌，多從事商業(yè)活動，逐漸成為當地重要的移民群體。當時的高昌除歸附中原王朝外，還曾先后依附于北方的高車、柔然和突厥等強大部族，吸納了來自這些民族的風俗習慣，出現了“胡人漢化”和“漢人胡化”的現象。此外，高昌處在絲綢之路北線的必經之地，往來商旅絡繹不絕，中原、西域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在此相互交融，成就了高昌以儒立國，推崇佛教又流行祆教，兼信其他宗教的文化面貌。

麴慶夫妻合葬墓出土的石棺床，其圖像內容生動展現了當時東西方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這一發(fā)現體現了中國自古以來有容乃大、和合至上、與鄰為友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也印證了古絲綢之路在推動不同區(qū)域、民族與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紐帶作用。同時，這一考古成果也表明，公元4至6世紀的鄴城及安陽地區(qū)不僅是東西方交匯的重要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是絲綢之路東方重要的起點之一。由此出發(fā)，鄴城及安陽走向世界，世界也由此走進中國。（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