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圍繞投資與消費的關系，探討財政政策應偏重于消費還是投資。這個問題的提出實際上將本質上一體的問題割裂開來了，用于投資和用于消費都是政府的支出，是政府支出擴張中的結構問題。當前需要關注的首先是政府支出擴張的力度，其次才是政府支出的結構優化。支出擴張的力度決定了擴大總需求目標的實現程度。從經濟循環角度來看，投資與消費是相輔相成的，短期內都是政府擴張總需求的著力點。擴大內需既需要促進消費，也需要增強投資。目前，民間投資增長乏力，而政府更多側重于投資支出；在消費支出刺激方面則多為政府轉移性支出，如發放消費券、消費品以舊換新補貼等，呈現為一種結構性的政策，總量性擴張在地方層面表現并不充分。

從長期來看，投資積累物質資本，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基礎；沒有資本積累，經濟無法增長。而消費不僅僅是對財富的消耗，它還能轉化為人力資本，尤其在創新驅動發展階段，人力資本的積累愈發重要。物質資本是經濟增長的基礎條件，而人力資本則是推動創新的關鍵。由此可見，消費與投資應當協同作用，無論從穩定經濟來看，還是從發展經濟來觀察，兩者是內在關聯且相互促進的整體。

在經濟循環中，投資和消費相互促進。政府的投資可以帶動民間投資，當然是有條件的；而政府消費亦即公共消費以及消費補貼也能激發私人消費。基于此，單純地爭論投資和消費哪個更為重要，或政府政策應偏重于投資還是消費，顯然不如從整體循環的角度審視兩者的關系更可取。

此外，投資乘數的大小受邊際消費傾向的影響，邊際消費傾向越高，投資乘數越大，二者呈正相關；反之，邊際消費傾向低則投資乘數較小，二者可能出現相互制約。因此，投資與消費的關系應從整體循環角度理解，避免將其視作二元對立的簡單問題。

政府支出在傳統經濟學中一直被視為外生因素。隨著公共支出在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中的重要性及其占GDP比重上升，政府支出的內生屬性日益顯現，類似于貨幣的內生性問題，當前的共識是政府支出不僅僅在經濟波動時起作用，而且是日常經濟循環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當前的問題是政府支出在經濟循環中出現了梗阻不暢的現象，如與人的流動脫節、空間錯配、資金閑置、支出責任高度不確定以及未來支付義務快速上升等。

第一，理論視角：轉向人本邏輯。經濟發展、宏觀調控，當然包括財政政策在內，其底層邏輯都要從物本邏輯轉換為人本邏輯，一切圍繞著“人的需求”來做文章。政府投資與消費的合力應從人的需求出發進行理論構建。從物質財富的角度，投資驅動經濟增長；而從人力資本的角度，消費形成人力資本的積累，健康素質、知識獲取、技能提升、家庭遷徙等同樣重要。經濟增長的本質是為滿足人的需求，物質生產最終服務于人自身的發展。就此而言，政府的投資與消費都應圍繞人的基本需求，尤其是根據不同區域、群體的需求來設計和提供。基于人本邏輯，投資和消費自然就統一起來了。

然而，由于城鄉二元體制的制約，農民在向城市流動時仍面臨身份問題，盡管戶籍制度逐步放開，進城后的公共服務不平等依然存在。當前人口流動仍停留在勞動力要素層面，無法實現家庭的自由遷徙。盡管大量農村勞動力涌向城市，但他們在社會層面上未能擺脫“農民”身份的束縛，這種身份不僅是經濟或職業特征，更演變為影響其獲得平等待遇的社會身份。家庭遷徙需求不僅僅涉及勞動力的流動，還包含社會認同與身份的轉變。這種基于促進社會轉型衍生的公共投資和公共消費，其需求其實是巨大的，從這一角度出發，政府的投資與消費若圍繞人的這類需求展開，便實現了投資與消費的統一，而且潛力很大。凡是脫離了人的需求的政府支出，無論是投資還是消費，都是無效的。

第二，現實視角：人本邏輯的機制化和體制化。政府的投資和消費要形成合力，理論上需要轉向人本邏輯，實踐中則體現在推動市民化的進程之中。市民化不僅是城市問題，更涉及農村的綜合改革，特別是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實現形式的深化改革，讓農民財產權利可估值、可抵押、可交易、可攜帶。農村發展空間的局限性——就業難、增收難，使得農民日漸希望脫離土地和農村，尋求更多的發展機會。市民化進程的滯后性，反映了城鄉二元結構中，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的流動放開，而在社會主體層面的流動卻受到限制。農民的財產、家庭在農村集體所有制框架下，即使離土離鄉進了城，其限制依然存在，與工作、生活在國有土地上的市民相比，其自由選擇的空間要小得多，面臨更多體制約束，這導致了農民和市民這兩大群體在發展機會上和起點上的不平等。這意味著人本邏輯仍沒有從一種觀念轉化為可內化的一種體制和機制。

為了促進社會公平，首先需解決國民在起點、機會上的不平等。我們應當看到，在收入和財富差距的背后，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作用是關鍵。通過實施更加積極有力的財政政策，政府應在推動家庭遷徙和市民化方面發揮作用，從而促進更廣泛的社會流動和社會公平，防止社會階層固化衍生的公共風險。在這一過程中，需要將政府投資與消費都聚焦于人的需求——農民市民化，推動結構性改革，加快消除城鄉二元分治，讓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真正落地，也就是讓人本邏輯機制化體制化，實現更公平和可持續的發展。

第三，央地關系視角：促進人口流動和市民化應成為中央事權。政府的投資和消費要形成合力，離不開體制基礎，特別是央地財政關系。當前宏觀調控對地方政府財政的依賴性很大，也影響了宏調效果，這主要源于央地財政關系，集中反映在“三個不等式”上：地方財政支出超過全國財政收入，對地方的轉移支付超過中央本級收入，且地方債務超過中央債務。地方支出占全國支出的比重高達85%，若包括基金預算在內，地方支出占比可達90%。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依賴于地方支出的擴張；只有地方支出有效擴大了，財政政策才能更加有力地發揮作用。但問題是地方支出的擴張受到了各種約束，地方無能為力。這反映出宏觀政策目標和政策手段之間匹配性仍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當前地方支出的擴張力度不足。今年1—4月的數據顯示，中央支出增長了9%，而地方支出增長僅為3.9%。中央財政收入有所下降，而中央支出仍在擴大，問題是占比小，撬動效果有限。地方收入有所增加，而支出增幅較小，顯示出地方支出難以擴張。在地方支出占比很大的情況下，這影響宏觀調控的效果。因此，要實施更有力的財政政策，必須改革央地財政關系，尤其是提高中央本級支出的占比。這一改革對于推動投資和消費的協同發展和人本邏輯機制化體制化至關重要，且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尤為迫切。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