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亞洲貨幣罕見迎來集體大漲。

從市場表現來看，包括人民幣、港元、日元、新加坡元等在內的亞太區貨幣兌美元均錄得漲幅。其中，新興市場貨幣表現更為亮眼，從5月1日至7日，MSCI新興市場貨幣指數已經上漲了1.5%。

就在亞洲貨幣集體上漲的同時，美元指數則跌跌不休。5月7日，美元指數為99.5，雖然較此前最低觸及97.91有所回升，但目前仍處于低位，較今年年初的110上方區間跌去9.4%。

據新華社《環球》雜志消息，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2024年11月發表了題為《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用戶指南》的研究報告，提出通過大幅提高關稅迫使全球匯率格局作出調整，進而實現美元貶值并創造條件啟動美債重組，最終實現美國制造業重振。其內容使其獲得“廣場協議2.0”的稱號，并被市場冠名“海湖莊園協議”。

雖然目前美元走低的局面，與“海湖莊園協議”有一定的吻合，但市場分析普遍認為這個構想不可實現。摩根大通分析稱，美元的疲軟并非源自某種協調性協議，而是由基本面等諸多變化推動的，比如美國經濟增長預期被下調，貿易戰導致滯脹的擔憂加劇；美聯儲獨立性惹爭議；美債期限溢價上升與美聯儲終端利率下降同時出現等。

由于擔心美國所謂的“對等關稅”可能引發經濟衰退，全球資金開始涌向亞洲債券。數據顯示，3月亞洲債券吸引了七個月來最大規模的外國月度資金流入。

新興市場貨幣飆漲、資產受外資青睞，原因何在？接下來，國際金融市場拋售美元美債的壓力是否還會持續？

國際資本尋找美元外避險標的

隨著亞洲貨幣集體上漲，一場“貨幣風暴”或許正在形成。

從5月1日至6日，亞洲貨幣兌美元都錄得不同程度的漲幅。新加坡元兌美元漲1.41%，泰銖兌美元漲2.5%，林吉特兌美元漲1.4%，日元兌美元漲1.5%，韓元兌美元漲3.8%。

另外，人民幣和港元也展現出強勢的一面。7日，離岸人民幣兌美元早盤繼續走強，升破7.19關口，延續上一周漲勢；而港元升至7.75，觸及強方兌換保證水平。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劉英表示，亞洲貨幣集體升值主要有三方面因素，“首先，是美元指數持續走低，自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以來，美元指數已下跌接近10%；其次，亞太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貿易政策與美國相左或分化，而美國所謂的‘對等關稅’會推升美國通脹，再加之美國一季度經濟出現負增長，‘特朗普交易’轉向‘特朗普衰退’的傾向將沖擊美元；第三，長短期美債收益率倒掛，說明美國經濟有衰退或增長下行的風險。”

在美國不確定的貿易政策下，全球市場陷入混亂，而美國經濟前景也趨于黯淡。隨著投資者從美國資產中撤離，美元隨之走弱。還有分析認為，亞洲貨幣走高還有一個推手，是多年貿易順差積累的巨額美元資產開始回流，構成了強大的外匯對沖壓力。

中國銀行研究院主管王有鑫表示，亞洲出口國基于出口比較優勢對歐美發達經濟體長期有貿易順差，積累了較大規模的外匯儲備資產，過去主要投資于歐美金融市場，而在美國所謂的“對等關稅”推出后，隨著美國金融市場“例外論”褪色，亞洲新興經濟體逐漸減持之前持有的美元資產，并在亞太各國金融市場觸底背景下逐漸增配本區域和本國金融資產，一方面進一步加大了美元的拋壓，另一方面也對本幣形成支撐，體現了國際儲備資產配置結構的變化對國際外匯市場的動態影響。

渣打中國財富管理部首席投資策略師王昕杰表示，隨著美元虹吸效應的減弱，海外投資人掌握的大量美元資產開始回流到本土，使本土貨幣升值。

從美元和亞洲貨幣分化的走勢，足以看出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對其經濟的反噬。當前美國社會仍在承受通脹之苦，疊加美國所謂的“對等關稅”影響，劉英對美國二季度經濟表現較為悲觀，預計可能會繼續出現負增長，“若如此，美國將出現經濟技術性衰退，在某種程度上這將促使亞洲國家貨幣保持強勢。”

高盛指出，各國央行正加速“去美元化”，轉向其他儲備貨幣配置。韓元、新加坡元和人民幣分別因債市開放、信用評級高、貿易量大，被視為亞洲最有潛力的替代選擇。對此，王昕杰表示，這三種貨幣對應的國家外匯儲備居全球前十，可以保證金融和貿易穩定；新加坡元和人民幣所在國家憑借政策穩定，吸引了很多美元資產，而且新加坡受到美國所謂“對等關稅”政策的影響相較其他東南亞國家小；投資者對海外人民幣的需求也在增加，主要是為了參與到中國的資本市場。

長城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汪毅也持相近的觀點。他表示，中國、韓國、新加坡等國家的央行表明了寬松貨幣政策的立場，后續降準降息預期較高，對海外資金的吸引力更強。

新興市場資產受追捧

近期，亞洲債券迎來外資流入顯著增長并創下近半年的新高，引發市場廣泛關注。

數據顯示，3月亞洲債券吸引了7個月來最大規模的外國月度資金流入，根據韓國、印度、印尼、泰國和馬來西亞的監管機構及債券市場協會的數據，當月外國投資者凈買入了價值71.6億美元的該地區債券，這是自2024年8月以來最大的月度凈買入額。

其中，韓國債券連續第二個月吸引了強勁的資金流入，達到39.9億美元，這是自2024年10月以來的最高水平。與此同時，印度債券的凈流入額為11.1億美元，創下7個月來單月最大漲幅；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債券市場的跨境資金流入分別為9億美元、7.32億美元和4.21億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施加所謂的“對等關稅”后，印度、菲律賓和泰國都在4月下調了利率。

汪毅表示，一方面，特朗普的激進關稅政策、施壓美聯儲等導致美元的儲備貨幣及避險資產地位受到削弱，市場轉向亞洲貨幣等更優質的避險資產；另一方面，全球央行進入新一輪的政策調整期，美聯儲受制于關稅、通脹等因素，沒有實質降息動作；而中國央行表明“適度寬松”立場，韓國等央行也堅持貨幣寬松政策。在降息預期和避險需求下，亞洲債券迎來配置機會，這進一步削弱了當下美元和美債的避險地位。

除了與美國在貨幣政策上“分道揚鑣”，亞洲經濟體的匯率走強也是促使資本流入的因素之一。

“亞洲經濟體匯率走強與吸引外資可以說是相輔相成。”安邦智庫研究員彭茂晟表示，一方面，當投資機構預期本幣升值，它們會將外幣兌換為本幣，進而尋找本幣的相關資產進行保值增值。無論是低風險的國債或銀行存款，還是高風險的股票，都會因此而受益。另一方面，外資流入會推升本幣升值，比如近期的港元，“五一”假期港元兌美元匯率持續走強，據悉這是香港金管局自2020年以來首次啟動入市干預機制。對此，香港金管局發言人指出，港元匯率偏強主要反映與股票投資相關的港元需求有所增加。

在全球資產重新配置的過程中，亞洲債券擁有怎樣的優勢？王昕杰表示，一是亞洲債券具有信貸質量較高的特點，資產有更高的安全性；二是從回報或風險的角度看，亞洲債券也具備性價比。

在劉英看來，亞太地區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也促使外國資本流向這個區域。她分析稱，目前亞太地區國家之間的自貿協定除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還有正在升級的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中日韓自貿協定也在加快談判。隨著亞太區國家經濟保持可持續高質量發展，其背后的資產也將變得更有吸引力。

由于美國經濟衰退預期漸強、美元由強轉弱，亞洲貨幣和亞洲債券逐漸被視作全球資金的“避風港”。但多位受訪專家認為，接下來，亞洲貨幣和亞洲債券的走向仍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

王有鑫表示，接下來亞洲貨幣的走勢仍取決于美國貿易政策走向，以及各國與美國貿易談判進展，如果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因素逐漸減弱，亞洲貨幣將受益于穩定的產業基礎、較強的出口創匯能力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持續深化等利好因素，走勢將逐漸企穩。

“亞洲貨幣當前處于超買狀態，貨幣暴漲可能不會持續。”王昕杰表示，亞洲國家很難在貨幣大幅上漲的同時，來對沖出口的壓力；其次，“去美元”化交易可能會有所校正，除非未來有進一步的風險事件發酵。

另外，在債券市場方面，東南亞國家作為典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其債券市場也在美關稅政策的動蕩中面臨風險。“下一階段，若美國所謂的‘對等關稅’無法得到妥善解決，東南亞債券可能會出現外資流出的情況。”彭茂晟說。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