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近期公布了中央財政預算，97個中央部門（單位）公開了部門預算，今年約14萬億元財政資金分配輪廓已經清晰。

長期關注政府預算的上海財經大學教授鄧淑蓮表示，我國中央預算是中央政府未來一年的收支計劃，體現的是中央政策及其重點安排，反映的是中央政府提供的全國性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規模和種類及其成本，同時也通過轉移支付反映中央對地方政府行為的支持和控制力度。

中央本級3.8萬億元這樣花

根據中央財政預算，2023年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預計為13.9萬億元，其中中央本級支出3.8萬億元，其余約10萬億元用于對地方轉移支付。中央本級這3.8萬億元如何分配？

政府支出一種是按功能分類，主要反映政府的各項職能活動，即政府的錢“干了什么”，如教育、外交、國防、社保、衛生等領域，起到了什么樣的社會作用。中央財政主要承擔國防、外交、國家安全等財政事權方面的支出。根據今年的預算，中央本級3.8萬億元支出中，國防、債務付息、科學技術、公共安全、一般公共服務和教育六大類支出規模居前，占中央本級支出超八成。

近些年為了穩經濟，積極財政政策加大力度，中央和地方加大舉債力度，擴大政府有效投資，保障民生，使得國債余額持續增長，相應債務付息支出規模相對較大。財政部數據顯示，去年全國政府債務率約為50%，這在全世界處于較低水平，總體風險安全可控。

按功能分類的支出更加細化。例如，今年中央財政在科學技術領域的支出約3280億元，其中應用研究支出約1493億元，基礎研究支出約863億元等；在基礎研究中，又細分為自然科學基金（342億元）、專項基礎科研（102億元）等。

看政府花錢方向除了上述功能分類外，還需要看按經濟性質分類支出，這反映了政府各項支出的具體用途，即這筆資金多少用于公務員工資福利、辦公經費、會議費、公務接待費等。

根據今年中央預算報告，3.8萬億元中央本級支出中，基本支出約1萬億元，其他則用于項目支出。在基本支出中，最大一類是用于機關工資福利性支出（約4443億元），預算數比上年執行數增長3.7%。其中工資獎金津補貼約3370億元，同比增長1.8%；第二大類是機關商品和服務支出（約2813億元），同比增長1.5%。其中主要是維修（護）費、辦公經費、委托業務費、公務用車運行維護費、培訓費等支出。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會議費支出約3億元，比去年執行數增長約185%。另外，今年公務接待費（約2億元）、因公出國費（約0.6億元）也出現大幅增長。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曾在解讀中央部門預算時稱，今年中央本級“三公”經費預算64.96億元、比上年有所增長，主要是前兩年受疫情影響因公出國（境）費預算壓減較多、基數較低，今年恢復性增加，主要用于支持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保障中央部門開展對外交往、參加重要雙邊多邊會議等，同時繼續嚴控一般性出國團組；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接待費從嚴控制，均不超過上年水平。與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2023年中央本級“三公”經費預算減少約16億元。

10萬億元轉移支付給誰了

中央財政支出大頭其實是對地方轉移支付。根據今年中央財政預算，2023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預算數為10.06萬億元，比去年執行數增長3.6%。這也是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規模首次突破10萬億元關口。

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中，一般性轉移支付預算數為8.71萬億元，同比增長7.6%，專項轉移支付預算數為0.85萬億元，同比增長11.6%。另外，今年還設有支持基層落實減稅降費和重點民生等專項轉移支付預算數0.5萬億元，主要用于清算2022年增值稅留抵退稅轉移支付資金。

今年中央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中，資金繼續向中西部財力薄弱地區傾斜，向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欠發達地區以及擔負國家國防、糧食、能源、生態等安全職責的功能區域傾斜，促進財力分布更加均衡。比如，為了增強基層“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今年一般轉移支付中的均衡性轉移支付（約2.4萬億元）同比增長10.3%，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獎補資金同比增長8.7%，老少邊窮地區轉移支付同比增長7%。

根據中央預算報告，除了約1.4萬億元尚未落實到具體地區，剩余約9.6萬億元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額度已經分配至31個省份。從具體規模來看，今年四川拿到中央轉移支付預計為5883億元，居首位；河南也以5095億元位居第二；湖南、湖北獲得的轉移支付規模超4000億元位列三、四。

河北、云南、黑龍江、新疆、安徽、廣西等10個省份獲得中央轉移支付規模超過3000億元，內蒙古、陜西、甘肅等9個省份獲得轉移支付規模超過2000億元，福建、青海、北京、寧夏、海南獲得轉移支付規模超1000億元，上海、浙江、天津等不足千億。

近些年受疫情等沖擊，地方財政收入增長乏力，而剛性支出不減，不少省份對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依賴度越來越高。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呂冰洋表示，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地區差異大，保持比較大的規模轉移支付是合理的，對縮小地區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推動高質量發展均有著重要作用。不過，任何一種財政手段均有利有弊。一般性轉移支付以平衡為主，容易產生財政理論所說的逆向激勵問題，即地方發展得越好得到的轉移支付越少。由于我國政府層級多，區域差異大，專項轉移支付容易因為信息傳遞鏈條長、信息不對稱性強而降低資金配置效率。

2015年，國務院印發《關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制度的意見》，一大關鍵是調整轉移支付結構，總體上是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減少專項轉移支付，取得成效。黨的二十大報告要求，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

呂冰洋表示，這意味著未來要進一步對轉移支付體系進行改革，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建議在轉移支付中增設“分類轉移支付”科目并擴大規模，即規定資金使用方向但不指明具體用途的轉移支付，其資金用途不被限定于某一具體的公共項目，而是限定在某一大類公共服務。這樣可以鎖定在政府支出的大方向同時，讓地方政府在資金運用上有更大的自主權，兼顧調動地方積極性與解決政府偏好錯位問題。

除了一般公共預算賬本外，中央財政預算還公布了中央政府性基金、中央國有資本經營和中央社會保險基金收支賬本。

為了應對疫情沖擊，2020年和2022年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總量大增，這主要跟發行抗疫特別國債和特定國有金融機構和專營機構上繳利潤增加有關，以對沖經濟下行。而2023年由于上年結轉資金量大，今年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總量也處于1萬億元高位。

另外，央企利潤穩步增長等推動下，近年來中央國有資本經營收入也穩步增長。

（來源：第一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