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學考古人與絲綢之路結緣甚深，最早可追溯到80多年前對城固縣張騫墓葬的發掘和修繕。在此后的80余年間，幾代西北大學考古人圍繞絲綢之路進行了大量工作，培養了大批專業人才，取得了一系列標志性成果。

王建新教授帶領的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是首支走出國門開展絲路研究的中國考古隊。20多年來，中亞考古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填補多項研究空白，最終確認了《史記》《漢書》等文獻記載的古代月氏和康居的文化遺存，使中國游牧文化考古理論和實踐進入國際領先水平，為絲綢之路考古提供了廣為認可的中國方案。

開展絲綢之路考古研究，以尋找和確認古代月氏的考古學文化遺存為切入點，王建新和他的團隊選擇了一個幾乎是最難取得新成果的方案。因為直到20世紀末，中國考古學界還沒有真正走出國門，在中國考古學之外的研究領域，中國考古學家幾乎沒有發言權。“作為中國的考古學者，說不清楚一支故鄉在中國的古代游牧人群的歷史蹤跡，讓我覺得非常慚愧。”王建新下定決心，要在絲綢之路考古方面有所建樹。

古代月氏西遷中亞是絲綢之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對歐亞大陸古代東西方人群和文化的交流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由于文獻對于月氏人生活的地理位置論述存在不同觀點，使這個曾經盛極一時的游牧民族及其西遷中亞后的歷史成為謎團。1999年，一支由西北大學考古專業專家教授和學生組成的考古隊，走進了茫茫戈壁。十年間，他們數百次往返于陜西、甘肅、新疆，并在實踐中提出了“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的理論，打破了學術界長久以來“游牧民族居無定所”的論斷。

中亞考古隊先后在東天山地區調查發現古代游牧聚落遺址600多處，并對石人子溝遺址群的石筑高臺、石圍居址和墓葬進行了發掘。這是國內首次對古代游牧聚落遺址進行的科學系統的發掘，該項工作入選200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發現”。此后，考古隊在東天山地區幾乎年年都有新發現，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普遍關注。

“然而這個重大發現到底是不是大月氏遺址？要想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公認，就必須走進中亞，沿著其西遷路線走出去，找到西遷中亞的大月氏遺存，做到兩相印證。”王建新教授說。

2009年，王建新成為首個進入中亞開展考古研究的中國學者。從東天山出發，追蹤月氏西遷路線，中亞考古隊到達了烏茲別克斯坦。他們克服了各方面不利因素，在烏茲別克斯坦西天山地區發現了數百處古代文化遺跡，發掘了迄今規模最大的康居貴族墓，建立了烏茲別克斯坦考古史上首座考古現場保護大棚，發現了找尋已久的極有可能是大月氏的文化遺存——拉巴特墓地……考古隊用中國話語為闡釋絲綢之路真實歷史提供了實證資料和科學依據。

中國考古學家在做科研的同時，尊重當地國情民情，創立和推行了人才培養、遺址保護、考古發掘三結合的工作模式。多年來，考古隊培養了碩博士研究生98人，其中不乏來自中亞的學生。

從進入中亞開始發掘的第一天起，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就秉持著負責任的態度，所有發掘的探方在考古工作結束后，一定要全部回填保護。在撒扎干大型墓葬的發掘過程中考古隊首次采用了文物保護監控大棚，并安裝了中國自主研發的環境檢測和安防監控系統，對當地文物保護技術和理念起到促進作用。“我們不能進行掠奪式考古。”王建新說。

從1999年提出“中國考古一定要走出去”，到2009年正式走出國門、進入中亞，這支由8名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骨干教師和12名學生組成，吸收國內外19家合作單位數十名成員先后參與的考古隊，用孜孜以求的科學精神尋找歷史印記，用尊重包容的品格架起絲路文明對話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