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上市公司年報及一季報相繼披露，頭部金融科技公司在經歷了疫情和監管新政之后，正迎來經營業績和資產質量雙向改善的變化，而業務結構上，全面To B賦能持牌機構資金方，轉向助貸分潤已經是大勢所趨。
而在新的監管環境下，助貸業務格局正悄然重塑。
地方法人銀行展業范圍被新政嚴控之后，與助貸科技平臺方合作的金融機構數量卻仍在持續擴大。從結構看，除了區域中小銀行，可以在全國范圍內展業的機構，例如來自互聯網銀行（含直銷銀行、民營銀行）以及持牌消費金融機構的合作方正在不斷增多。
在信也科技聯合創始人、總裁李鐵錚看來，中小銀行個性化的需求為金融科技企業服務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圍繞助貸合作，存量客戶激活、貸款授信精準提供與風險定價、貸后催收管理完善等方面的發展空間很大。
科技助貸股業績企穩
多家金融科技公司近期披露的年報及一季報數據顯示，歷經監管與疫情雙重風暴之后，其經營情況、信貸資產質量正迎來明顯好轉，輕資本模式的助貸業務貢獻明顯。
從營業收入方面看，2020年，陸金所為520億元，同比增長8.8%；360數科為135.64億元，同比增長41%；樂信為116.45億元，同比增長9.82%；信也科技為75.63億元，增幅達26.8%。因為公允價值調整，各家凈利潤表現不同，但從促成交易額數據來看，去年下半年的業務復蘇和增長更加明顯。
去年全年，360數科共促成交易2467.58億元，同比增長24%；樂信促成借款額1770億元，同比增長40.3%；信也科技促成借款金額為641億元。行業規模較小的嘉銀金科去年四季度則實現促成借款金額30.88億元，同比增長6.5%。
數家金融科技公司年報中提及，“不擔風險，只是To B輸出技術的‘輕資本’模式”，使得助貸科技服務快速增長，成為收入主營。
財報顯示，360數科去年“輕資本”模式下促成貸款金額為643.62億元，同比增長136%；促成貸款服務費為18.267億元，而2019年則為8.15億元。360數科首席執行官兼董事吳海生透露，截至去年末，該公司約35%的促成貸款采用“輕資本”模式。
樂信這一收入為20.37億元，同比增長150%，其中基于績效的促成貸款服務收入為19.31億元，同比增長198%。樂信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肖文杰介紹的數據是，第四季度助貸撮合發放貸款已經占據該公司新發放貸款的50%以上。
在港上市的維信金科財報顯示，去年公司新增16家合作機構，助貸業務實現量305.5億元，其中撮合模式助貸業務實現量達到了201.1億元，同比增長11%。
此外，證券時報記者了解到，信也科技近日與百信銀行、海峽銀行、眾邦銀行、億聯銀行、華瑞銀行、九臺農商行等6家銀行簽訂“信也BaaS服務合作備忘錄”，合作內容涵蓋金融科技、智能營銷、智能模型、風控數據等多個領域，轉向金融科技To B服務新架構，同時也開始探索與銀行等機構之間的多維度合作模式，包括助貸、分潤、科技輸出等。
全面轉向分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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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行業情況看，在金融科技政策管理框架逐漸成型的背景下，金融科技平臺與中小銀行、消費金融公司等持牌機構方合作助貸、分潤，成為一種更“穩妥”的方式并已是大勢所趨。
“這是市場的需求決定的。一些銀行，尤其是中小銀行要開拓區域零售業務，要思考怎么喚醒存量用戶，通過人工去做成本完全覆蓋不了，需要通過數字化能力轉化有效用戶，這對技術賦能的訴求就非常強烈。另一方面是風險相關，當存量客戶轉化后、需求來了，怎么定價、給多少額度，風險成本能不能覆蓋住壞賬是需要思考的問題。而在貸款管理方面，傳統的上門催收業務模式成本較高，單個人工跨區域差旅費就需要幾千塊錢，這就需要數字化的模式來完成效率提升和成本節約。”信也科技CFO徐佳圓告訴記者。
不同于單純的導流方式，平臺方只提供風控數據、不增信，而助貸分潤模式下，“平臺方通過多種場景渠道獲取用戶，并進行初步篩選，結合資產質量、信用記錄、場景消費偏好等標簽分類后給機構資金方，同時平臺方以再支付一定比例保證金的方式，即融資擔保，與機構資金方風險共擔。”一家中型金融科技公司運營總監告訴記者，這也是分潤模式被稱“輕資本”模式的原因。
按照行業慣例，在該模式下 ，在刨除壞賬不良損失后，合作雙方對利潤按照一定比例分成。“這意味著合作中，在資金成本盡可能低的情況下，如何通過風控模型、數據運營等控制好不良的前提下，把盡可能多的貸款放出去實現利潤。”該運營總監稱。
但是，在零售信貸領域要同時實現不良可控的前提下規模增長，并不容易。尤其是，針對科技人才與架構布局前期大投入，但業務何時能實現盈利卻存在很大不確定性，這種情況下作為服務商的金融科技平臺方，如何保證與中小銀行合作的長期持續性？
“接受分潤模式的銀行多數也具備了一定的金融科技基礎能力，信也科技提供的服務方案盡可能減輕前期投入，減少銀行的預算負擔。”徐佳圓認為，目前國內中小銀行數量多達數千家，金融科技公司服務賦能的市場空間非常大。雖然大中型銀行的科技子公司也在逐漸成熟，但中小銀行還是會需要合作匹配程度更高、系統服務方案更垂直的服務商。
新監管重塑助貸格局
近兩年，隨著金融行業杠桿風險出清，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管理辦法、網絡小貸“新規”征求意見稿等出臺，跨區域展業、獨立風控、資本金等均受到細化要求。
值得關注的是，在嚴控地方法人銀行跨區域經營之后，與助貸科技平臺方合作的金融機構數量似乎并未受影響，從數量看在持續擴大；從結構看，除了區域中小銀行，可以在全國范圍內展業的機構，例如來自互聯網銀行（含直銷銀行、民營銀行）以及持牌消費金融機構等合作方則在不斷增多。
“監管辦法里明確了助貸的模式，所以行業內的做法是通過補丁的形式，完善和進一步規范這個業務模式。在監管日益明朗的情況下，大家反而更明確的一個共識是，可以在框架內把蛋糕做大。”上述運營總監解釋，“開拓更多合作機構方，把資金規模做上去，這個前提下，再思考怎么優化負債結構、合作的方式和深度問題。”
李鐵錚也向證券時報記者透露，“目前我們正與多家銀行開展助貸業務合作的系統對接。”
在業內人士人看來，這背后，一方面行業巨頭受限帶來市場溢出效應明顯，大量借款人轉向其他助貸平臺尋求貸款；另一方面，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中國經濟快速復蘇，消費金融信貸資產質量明顯回升，中小銀行加大助貸合作力度，推動零售業務發展。
“民營銀行、互聯網銀行需要更多線上獲客，區域中小銀行需要加強線下業務拓展，中小銀行個性化的需求為金融科技企業服務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李鐵錚告訴證券時報記者，圍繞助貸，區域中小銀行對金融科技服務商的合作需求強烈，存量客戶激活、貸款授信精準提供與風險定價、貸后催收管理完善等方面的發展空間很大。
更多業內人士認同，監管新環境下，對平臺方也好，對從事互聯網業務的銀行也好，都是機遇和挑戰并存。
“未來金融機構如何跟金融科技公司聯合開發出存款匯一體的、帶有交叉銷售性質的綜合性金融服務方案，將是一個很大機會，同時也是挑戰。”億聯銀行副行長楊德明認為，從聯合貸轉向助貸是必然趨勢，金融科技企業與銀行之間的合作邊界重新界定，運營主體一定會回歸商業銀行。
在他看來，當前監管對出資比例、單一平臺集中度的規范，已經直接影響金融科技平臺方和機構方在資產業務中的合作細節；而在風控環節的信用評分、貸后管理等多方面，雙方的聯系也日益緊密。但是，對于規模相對較小、流量聚集少的中小銀行，有多少能夠做到自主風控，并在信用評分、反欺詐、貸后管理等方面實現“平臺歸平臺，銀行歸柜臺”，還有待厘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