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互聯網科技公司的入場，網絡互助平臺用戶激增，但其能否像保險一樣成為一種可持續的商業模式還有待實踐檢驗。網絡互助目前沒有明確的監管主體和監管標準，處于無人監管的尷尬境地。網絡互助業務何以能輕松獲得上億客戶？有著普惠初衷的網絡互助，其商業模式是否存在硬傷？這一業務又將如何監管，一旦納入監管又可能會有什么變化？

一石激起千層浪，監管部門的表態，激起了更多關于網絡互助業務的討論。

1月22日，銀保監會首席風險官兼新聞發言人肖遠企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回答澎湃新聞提問時表示，銀保監會下一步將對網絡公司做網絡互助進一步關注，了解它運行的方式，分析其風險情況，采取相應的措施。

因加入網絡互助而得到互助的人會說這是真正的普惠，而一些健康人群則會抱怨分攤金額越來越高，另一些不滿足賠付要求的人還認為這些平臺都是騙子。

這一新興且備受爭議的行業將何去何從，澎湃新聞近期采訪了多位保險從業者、學者以及互助行業人士。

慧擇保險經紀奇點研究院首席研究員馬瀟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直言，個人不看好網絡互助業務，障礙可以概括為四點：一是參與者的劣幣驅逐良幣，非健康者導致分攤越來越高，健康人群脫落；二是經營者通過保險將其中優質人群變現，加速了健康者的脫離；三是惠民保的快速發展帶來的沖擊，惠民保保費低廉，甚至低于互助年度的分攤，同時不限年齡和既往癥，又有保險公司承諾和國家監管；四是類金融行為，始終無正式監管，且監管看法以負面為主。

“我認為未來互助很有可能自行沒落，一是商業模式本身使然，二是惠民保的替代作用。”馬瀟說。

與馬瀟持相同看法的還有一家壽險公司總經理。他向澎湃新聞表示，網絡互助沒有任何風險告知、健康告知，相關產品沒有定價和風險排查。一些人愿意參加網絡互助，往往是認為這類產品便宜且沒有其他投保手續，自己分攤的同時也希望別人能幫助他。但是，逆選擇風險沒有控制，帶來的后果就是分攤金額會越來越高，大家會覺得越來越不劃算。

相比之下，商業保險公司要提取各項責任準備金，保障被保險人利益、保證償付能力，其保費的確定也需要精算定價，而網絡互助上的參與者都是收取相同的分攤金額，并沒有采取風險測算。

上述壽險公司總經理說：“我個人覺得，如果這個方式都可以做下去，保險公司真的就不用干了，精算師都沒活干、不用干了。”

不過，一位互聯網保險從業人士則認為，互助這個形式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它最早也可以說是保險的前身。現在的網絡互助從機構端、個人端、監管端都有空間。現在介入網絡互助的大多是非金融背景、以流量為抓手的互聯網公司，在落地互助的實際過程中，在負債端缺的是精算、風控等能力，在資產端也和持牌金融機構有一些差距。

“但中國的保險深度、密度，以及用戶對保險保障的認知還是存在可以提高的空間的。對用戶來說，互助的本質不是用小錢撬動大杠桿，而是基于共識的風險共擔體。”上述互聯網保險從業人士表示。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保險系主任、中國保險研究所所長魏麗向澎湃新聞表示，雖然網絡互助和保險同宗同源，但網絡互助能否像保險一樣成為一種成功的商業模式還有待實踐檢驗，在她看來任重道遠；對于網絡互助平臺的監管，亦不能照搬保險監管方式。

談及網絡互助的發展，魏麗指出，從我國的國情來看，我們迫切需要更具普惠性質的足額保障產品，網絡互助是一種值得鼓勵的實踐探索，需要給予包容和支持，更需要秉承普惠保障的初心，立足國情深入思考，用智慧和科技解決網絡互助遇到的瓶頸問題。

據一位網絡互助行業人士介紹，從運營情況來看，相互寶、E互助、水滴互助、360互助等網絡互助平臺的運營方，旗下都有保險經紀公司同時經營保險經紀業務，在網絡互助計劃的疾病目錄、風險控制、理賠調查等方面都在與商業健康險趨同。

在他看來，目前網絡互助行業需要加強的部分是用戶的溝通與教育，許多新加入網絡互助的用戶對于網絡互助與保險的區別并不清楚，這會導致互助理賠時容易產生糾紛；另一方面，不少用戶對于分攤費用的變化也缺乏認知，因為分攤費用上漲而選擇退出，這會造成網絡互助的逆選擇問題。

當下，網絡互助平臺的最主要收入是通過收取6%-8%左右的管理費，用以維持平臺的系統建設、運營服務、風險管理、人力配置、案件核查等支出。不過，有頭部網絡互助平臺負責人表示，隨著加入人數的增加，調查成本會越來越大，這一環節占到管理費的三分之一以上。總體來看，業務還是虧損的，不過在慢慢減虧，基本實現盈虧平衡。

“從幾家運營時間較長的平臺來看，通過管理費用基本能夠實現平臺的盈虧平衡。因此網絡互助的商業模式是成立的，且具備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對于用戶，網絡互助與商業保險并不沖突，而且投入較低，適合作為基本醫保和商業保險之外的一種補充保障形式。對于低收入群體，網絡互助的加入門檻更低，可以為他們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上述網絡互助行業人士表示。

不過，有多個人士向澎湃新聞表示，單純就網絡互助業務本身而言，靠管理費收入是不掙錢的，其實是通過其他的方式來獲取收入，比如打廣告，讓消費者購買醫療保險等。比如，有的平臺類似一個“滴漏模式”，首先有一個眾籌平臺來純粹的幫助用戶，可以讓用戶明白真實的風險。再次，通過網絡互助平臺讓大家風險共擔。最后，推薦商業保險。

“雖說這個方式把消費者的保險意識培養起來了，但是夾在中間的網絡互助有點‘四不像’的感覺，到底是商業行為還是慈善呢？”

“納入監管我們還是比較支持的。”也有壽險公司總裁向澎湃新聞表示，希望能將網絡互助納入監管體系。這類產品的初衷很好，希望通過規范化管理，讓更多而邊遠地區相對中低收入的人群更能受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中國保險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周雪峰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指出，監管肯定是必要的，這是早晚要明確的。現在可以說由哪一個政府部門負責監管職責還不明確，但說它需要不需要監管，這個是很明確的，是需要政府來監管。